３０年的改革发展证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有利于充分发掘和动员我国庞大的民间生产资源，包括人力、财力、物力、土地、技术、知识等，用于发展生产、促进经济增长；有利于拓宽就业门路，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有利于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方便人民生活；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更有效地推动知识创新；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创业的积极性，使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有人片面地认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彼此对立的。浙江的实践证明这是不正确的。

    过去人们往往把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截然对立起来，不顾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要求，企图用削弱非公有制经济来凸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然而这种做法并没有使公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健康发展，反而使公有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步履艰难、困难重重。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仅在创造产值的同时有利于扩大就业，而且还为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创造了条件。从一定程度上说，改革开放以来，如果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就不会有公有制经济效率的提高。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且不平衡，特别是历史上没有经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许多领域的生产社会化程度比较低，不适合国家和集体经营。如果一味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势必造成社会上许多事没人干同时又有许多人没事干，社会经济生活出现许多“断层”，无法正常运行，也使公有制经济缺乏竞争失去活力，其结果必然使公有制经济受到损害。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在市场营销、招揽人才、运作机制等方面，让国有企业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反观国有企业，有的产权结构落后，有的经营缺乏活力，法人治理结构与国有资产监管运营体制尚不完善，在一些竞争性行业已明显不具优势。我省利用这个“倒逼效应”，启动了以投资主体多元化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省属国企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按照“宜强则强、宜留则留、宜退则退”的原则，针对不同企业和不同行业，制订了不同的改革办法。对竞争性行业中一些优势不明显和经营困难、风险较大的企业，通过产权转让、兼并拍卖等形式进行整体改制，大幅度降低国有资产比重甚至全部退出。改革后的浙江国企从布局“宽”、产权“纯”向布局“专”、产权“合”转变。在总体布局上，国有资本加快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聚，形成能源、交通、现代商贸物流等五大优势产业板块；在内部产权上，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开始形成。

    在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相互促进下，我省公有制经济质量不断提高，国有经济布局进一步优化，在关键部门和基础行业占据着控制地位，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目前，全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比改革开放之初的１９７８年增加了约４６倍，利税总额增加了约２７倍，销售收入增加了约４０倍。全省国有资产总量居全国第３位，国有企业所有者权益、净利润居全国第４位，资产总额、利润总额、净资产和销售收入居全国第５位。国有经济在全省水、电、气等基础性行业中的比重超过８０％，在化学、冶金等资本密集的基础原材料产业中超过４５％。

    全省盈利最大的前１０位企业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我省的国有经济凭其雄厚的资本实力、规模效益、技术优势、规范管理，在基础产业、先导产业和经济命脉领域支撑着经济的发展，辐射、引导和带动着整个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在这些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公益性事业的投入和发挥作用，大大改善了整个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更高的发展平台。

    浙江多轮的国企改革为民营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平台与机遇，一些民营企业借助国企改革的平台，通过整体接纳国有企业成熟的销售网络、基础设施尤其是职工队伍，进入其他行业发展。发达的民间资本则帮助国有资产在改革中顺利实现了战略转移和保值增值。积极并购、善于开拓的民营企业为需要实现战略转移的国有企业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同时，浙江不少国有企业职工在市场经济、民营经济氛围的影响下，观念已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产权多元化、收入与绩效挂钩等办法以及市场意识早已在国企职工心中“生根发芽”，发达的民营经济又为国企职工转移就业和自主创业提供大量机会，因而国有企业职工对改革的接受度较高，改革阻力也较小、改革成本也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