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是否存在回暖之势？今年下半年的GDP会达到多少？近期，在华安基金与《第一财经日报》主办的华安锐智沙龙上，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博士以“刺激政策排近忧，深化改革解远虑”为主题进行了演讲，他着重评价了近期的经济走势、全球中长期低增长高通胀、中国增长靠改革和警惕泡沫历史重演等四大方面，对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内忧外患、近忧远虑，以及如何实现长期潜在增长，进行详细的分析。

    通货膨胀预期的产生

    从今年上半年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看，无论是实体经济方面的数据，还是资金层面的数据，均可看到积极向上的势头。但仍有一些人对这些数据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的疑问，比如为什么其他经济指标是向上的，而出口指标是下降的？难道经济真会有这么好吗？

    对此，哈继铭认为，我们看经济数据时，不妨先看国外的数据。今年年初，美国、英国、德国采购经营数据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比他们的力度要大很多，国外的数据在上升，凭什么中国的数据就不能上升呢？“那些对数据抱怀疑态度的人，看来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哈继铭认为，全球经济从今年年初开始，出现好转现象是铁定的事实。尽管西方国家经济的好转力度不如中国。

    看清楚国际大环境的情况之后，大家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美国的经济要逐渐走出眼下的低谷，目前的各项经济指标显示美国经济不会出现二次探底的情况。美国人的消费能力仍很高，虽然房价还会下跌一段时间，失业率还要有一段时间的上升。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人买中国出口产品的力量还是比较弱的。

    因此，不论今年上半年，还是今年下半年，中国出口业的数据还是不容乐观的。不过，中国还是会对出口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政府主导的货币投资急剧上升。政府资本的上升对房地产有直接拉升的作用，所以，人们对未来的通货膨胀存有预期。

    “过去的固定投资，再加上政府基础设施方面投资的影响才刚刚展开，在接下来几个月内，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会进一步加快。”哈继铭说，今年1月至5月份，固定资产的投资是33%，用货币量来计算，扣掉价格，实际上已经达到40%。这时候，许多人会担心是否过高，需要调控了吗？

    哈继铭认为，这种判断过于机械化了。即使政府推高固定资产投资到50%以上，中国GDP总体增速还是在8%以上，除非政府有其他的预测，否则政策的转向很难。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新开工接近100%，即使政府调控也不可能停下来，因为经济的惯性很强。因此，接下来一段时期，经济会逐季度上升，第四季度可能超过9%。

    经济上行中的“潜伏”问题

    在经济上行过程中，是不是存在一些未被发现东西呢？

    “确实有一些潜在的问题需要关注，主要是通货膨胀。”哈继铭认为，通货膨胀如果演变成投资者一味对固定资产投资是不利的，但是，在通货膨胀尚未成为事实时，对固定资产投资是存在价值的。

    政府在还没有看到经济回升或稳固时，不可能转变政策。所以，人们对固定资产的预期还在不断增长。无数次的历史事实证明，只要政策相对宽松，通货膨胀一定会出现，关键是时点的把握。

    影响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是货币的增速。最近，中国的货币增速是26%，是快还是慢？哈继铭认为，这必须和实体经济进行对比，如果实体经济增长快，货币增长也快，这是应该的。如果两者差距达到20%以上，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在1998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财政和货币政策也是积极，但那时候两者之间差距也只有10%，所以，哈继铭认为，当前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增长差距是空前的。

    影响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因素是国家的产出缺口。美国在过去十年间GDP平均增长3.5%左右，中国过去十年间GDP平均增长10%，如果美国不能保持过去这样的增速，中国也就不会保持同样的增速。因为中国的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是靠“把东西卖给美国人”而实现的。由于今年的美国经济形势造成中国没有产出缺口，所以，当前经济的通货膨胀压力会比美国还要大。

    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还有一个，那就是食品开支。中国老百姓的日常支出里面30%是用于食品开支，所以，食品价格上升，很快会把相关方面的增长推上去，哈继铭认为，这种过剩产能并不是今年才产生的，而是早就有的。

    对于通货膨胀进行量化分析，哈继铭认为，今年CPI指数全年可能呈现负0.5%，但是明年却可能会达到正3.5%，在这样激进的假设下，货币政策一定会有调整，这是很难改变的。但是市场可能等不到那个时候，什么时点会出现这种情况，哈继铭认为，或许应当是今年的10月至11月份。

    货币政策是否会调整？

    那么，货币政策是否会调整呢？哈继铭认为，中国货币政策会有一定的调整，只要经济失衡还没有完全调整到位，实体经济要真正恢复很难。从历史数据中可以发现当美国经济在调整的时候，中国的出口肯定不会好。因为美国人不会买中国的东西了。

    因此，在中国出口方向没有被完全纠正之前，只要美国国内经济不恢复，中国出口行业就不行。这样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就会受到一个周期性的影响。因为出口这块不行，但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增长很大一块是靠出口来推动的，现在出口出现周期性地下降，经济增长就会必然出现问题。

    哈继铭认为，这一方面不仅有一个周期性的因素，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因素。美国经济或许不可能恢复到过去每年GDP3%-4%的增速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国家有工作的人在人口当中占的比例比较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一定会上升，但是如果老年人数量越来越多，经济增长肯定不会高。”哈继铭说，这一规律是铁定的事实。无论怎样的政府都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

    另外一个因素是一个国家的债务。如果这个政府欠债很多，必然通过严格的高税收来偿还所欠债务，如果私人投资被高税收压迫，经济增长也一定会面临困难。从这些因素综合考虑，中国的出口经济将来会出现拐点式的影响，中国出口行业不会有以前的好日子了。因此，中国总体经济速度，除非投资和消费可以起来，如果这两个部分无法起来，GDP不可能出现过去每年10%的增长。

    中国经济的四大长远打算

    综合上述情况，哈继铭认为，中国经济政策必须做长远的打算。那么，政府又应该做什么呢？“现在不是缩紧货币的时候，如果缩紧的话，那么多就业人口怎么办？”哈继铭认为，政府应该从政策方面，做四项的考虑。

    第一，在资产价格上涨过快的时候，中国要调整自己的融资结构。“不能因为现在银行里面的钱多，就用银行里面的钱，因为这一代人欠的钱下一代人还不起，美国人是政府欠债多，中国是企业欠债多。”哈继铭建议，中国在融资结构里面，应更多偏向于让资本市场更大地发挥它的作用，通过股票、债券的发行，提高企业发展的速度。

    第二，在股市结构方面应有一些调整。当初美国进行IT革命后，这IT革命对美国是福音，但是对其他国家来说是灾难。因为其他国家没有科技实力在里面，拿中美两国的高科技来说，美国才是真正拥有高科技，高科技对中国来说并不是福音，而是灾难。所以，中国要更多地偏重于发展低耗能、低污染的工业。

    从宏观政策方面来看，以前，中国民营企业是搞出口，现在由于周期性及结构性的因素，民营企业不可能像以前一样运行，它就必须再寻找其他的渠道。如果实体经济当中，没有为民营企业开辟其他的投资渠道，它就只能炒房地产了。所以，对于管制比较紧的行业政府应更多地向民营企业开放，尤其是中国的第三产业，无论是教育、文化、医疗、通讯、运输等都有很大的利润可赚，这些利润应该让更多的民营企业来分享。

    第三，中国应当有一些比较重大的、革命性的改革。回想一下，1998年时，中国为什么能比较快地渡过亚洲金融危机？“当然，这和当时的政策有关。”哈继铭说，1949年至1998年，政府是不允许居民买房子的，1998年的时候把它打破了，拉动经济增长十几年。

    第四，加速人民币国际化。什么是人民币国际化呢？哈继铭认为有三条。一是把人民币塞到政府手里；二是塞到企业手里；三是塞到老百姓的手里。

    “美国人印几张纸，中国人就把衣服给送去，日本人把汽车送去，中国现在能做到把几张纸拿去就把大米换回来吗？外国人手里没有人民币怎么来买中国东西呢？”哈继铭认为，人民币国际化首先要在私人、家庭层面实现国际化，要扩大持有人民币的范围。

    “现在香港人可以兑换人民币，每天有两万块可兑换，将来要使其他国家的人持有人民币。”其次，要把钱塞到对方企业的手里，要搞人民币的贸易结算，这样可以使企业之间更多地使用人民币交易。最后，要大量发行人民币的债券，让更多的政府把它作为外汇储备。在这种的情况下，什么人会受益？“肯定是企业，无论是让谁拥有人民币，一定是企业帮助政府来发展。同时，对金融行业也有利，可以防止外汇的风险。”哈继铭表示。

    从总体上说，哈继铭认为，从市场角度来说，短期内没有太多的风险。经济短期企稳迹象显著，但主要是依赖政府投资。其次是投资市场，私人或企业在房地产投资会比较强劲，进一步推高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带动消费。然而人们需要特别关注经济泡沫，这是将来肯定会出现的一个风险，但在时点上，不太可能发生在今年。最后，如果要投资新的领域，还是要关注政府对相关政策的开放。所以，刺激政策排近忧，深化改革解远虑，远虑大于近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