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关方面对“营改增”试点措辞的微小变化，引起业界的关注、猜测和议论。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走过近四个年头，现在剩下的四个行业（生活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建筑业、房地产业）是“营改增”的“硬骨头”。按此前国务院公布的改革计划，今年要完成四大行业“营改增”，但媒体注意到，在8月27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时，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报告下一步财政工作安排时，用的是“适时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而不是此前的“力争全面完成营改增”。因此，分析人士认为，原定今年收官的“营改增”，可能会要推迟至明年甚至更远。

    为什么要进行“营改增”？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简单说明，第一个方面，是税收公平合理的需要。营业税天然地存在比较严重的重复征收弊端，给纳税人造成很大不公，增值税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就是解决营业税的重复征收弊端，而且它在征收实践中已经被证明能够更好地解决重复征收难题。第二个方面，是税收制度自身的内在逻辑需要。增值税的发明设计本来就是为了取代营业税的，既然中国已经对制造业征收增值税，那么为什么还要在服务业中固守营业税，留下这么一个尾巴呢？从税制的完整统一和内在逻辑来说，当然应该由增值税完全取代营业税，不再保留营业税。当然，除了这两个方面外，中国进行的“营改增”在尽可能减少和消除重复征收难题的时候，也减轻了行业的税负，具有相当的减税效益，这也是社会上普遍欢迎“营改增”的重要原因。

    20世纪税制改革时留下的营业税这个尾巴，给今天的改革带来困难。“营改增”的一种难度是纯粹技术上的。比如金融业因为经营业态复杂，一些增值很难进行准确界定，是国际公认的难题；在生活服务业，经营者要向大量用户提供增值税发票，有夸张的说法甚至认为，仅此一项，可能需要增加10万个税收岗位专门开具控制极严的增值税发票，而这是目前税务部门所无法承担的；又比如，在建筑业，成本的很大一部分是工人的工资，而这一部分是无法通过增值税发票抵扣进项税的，技术上如何处理也是一个问题。

    “营改增”的另一种难度是相关行业的利益方面的。将要参与改革的行业，在改革后税负的增减并不相同，有些行业的税负会降低，有些行业可能反而要增加。改革如果会给相应行业带来税负的增加，必然会遭到这些行业的反对和抵制；甚至税负并不增加的行业，也会趁机哭穷，希望通过博弈换来更为优惠的税率政策。这种博弈当然是正常的，但可能会给改革带来阻力，使改革的进度缓慢下来。

    当然，以上这两方面并不是“营改增”脚步放慢的根本原因。技术上的问题可以通过认真细致的分析研究，通过参考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得到解决。行业的意见甚至抵制，也可以通过利益调整去解决。现在最棘手的，实际上是政府自身的动力有所下降。

    据不同研究者的研究和估算，全面完成“营改增”，在当前经济状况下，一年就可以给中国带来每年9000亿元到1万亿元的减税，就是说，政府每年会失去相当于全国消费税总额的税收。减税力度是不小的，对社会是很有吸引力的。但这样力度的减税改革，现在却有些“生不逢时”。这样的改革如果更早一些，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增加的大好形势下，这样的减税力度政府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但从去年开始，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也大不如前，今年前7个月税收收入增幅实际只有5.4%。面对严峻的财政收入形势，一些经济学者建议政府扩大赤字规模以应对之，而一些地方也多方罗掘，甚至不惜预征税收，有些地方则在罚款等非税收入上下功夫。这种情况下，政府还有什么积极性进行必然会带来减税的“营改增”呢？对本来可以带来更多收入的营业税，为什么要进行改革，换成收入更少的增值税呢？这就是政府对“营改增”的进度和规划突然改口的根本原因。显然，在保稳定、保增长这样更为迫切因而更具优先性的问题面前，营业税的改革显然只能靠后了。如果经济形势不能根本好转，那么，明年是否能够完成试点仍然大有疑问。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增值税的立法纳入本届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中。如果“营改增”进展顺利，在实践中增值税完全吸收营业税，那么在立法上，目前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可以修改上升为增值税法，《营业税暂行条例》废止，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在工商税收上实现一次大的整合与规范，在“税收法定”方面实现一次大的突破。这在完善税制、公平税负上无疑也是一个较大的进步。但如果形格势禁，“营改增”受制于目前严峻的经济形势和财政收入形势，不能完成改革，那么，“营改增”将留下一个尾巴，甚至成为一个烂尾工程，弊端重重的营业税终于不能告别历史。

    “营改增”的波折告诉人们，选择和把握改革的时机是多么重要。改革必须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不失时机地积极推进，否则，一旦时机错过，改革将会格外困难，不但未能启动的改革无法启动，甚至已经启动的改革可能被迫要为更为紧迫的问题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