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吃螃蟹

    项华对工作的专注和细心，开始在朋友中口碑相传，这也给澳美公司带来了一笔大业务：为扬子岛做广告宣传。扬子岛休闲产业在当时属于新兴行业，需要广告的宣传。澳美接到这一单时，项华便想把它做得和别人不一样。“要做就做最好的，要做就做重庆没有的。”

    在当时的重庆户外广告行业，项华发现，大多户外路牌的广告制作技术都较落后，仅仅停留在手绘和美工油画上。如何才能突破这个局限？对此项华费了不少心思。她想到在广西做客户代表推广时，曾有一家企业向她介绍过广告喷绘技术———这个想法让她眼前一亮：在广告牌制作中运用喷绘技术，是当时重庆行业没有的，澳美如果敢吃“第一只螃蟹”，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根据在一幅挂历中看到的图片，项华找到了创意灵感，并很快设计出初稿；交给客户审定通过后，又火速交给广西的厂家进行喷绘。事实证明，项华的选择没有错，当扬子岛的广告宣传牌出现在解放碑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除去各种成本，这笔业务使澳美获利5万元。

    遭遇滑铁卢

    户外广告在中国的发展史不过20年，但其发展速度可谓迅猛。而部门相关管理与规划则稍显滞后。户外广告公司除了要化解市场竞争的风险外，还得面临行政干预下强制拆牌的政策风险。

    1999年，项华的澳美公司遭遇了一次“滑铁卢”。由于渝州路一带行政规划不清楚，澳美制作的广告灯箱虽符合手续并经过了审核，但依旧避免不了被拆的命运。而灯箱被拆，意味着澳美不仅损失灯箱制作费用，还要退回客户的广告费。在双重打击下，“当年澳美在这一项目上巨亏150万元，这对我们无疑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那种感觉就像你已经到了8楼，又一下跌到了3楼。”项华如是说，“很多公司以为澳美要关门了。”虽然澳美元气大伤，但还有一丝余力。由于澳美客户的覆盖面较广，一些中小客户给了澳美起死回生的机会，“还好，没有跌到一楼。”在挫折面前，项华仍然保持着乐观。

    2001年，在鹅公岩大桥通车前，澳美拿到了8公里的户外广告项目，“我们利用项目分拆的方式，让更多广告企业参与进来，实行了多赢，有钱大家赚。”事实是，很多企业赚到了钱，在合约期满后还不肯离去。

    折腾再折腾

    2003年，对于重庆澳美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澳美入驻希尔顿国际商务大厦1200平方米的五星级办公场地。从1996年仅有数人的小公司，到2003年入驻希尔顿，发展成拥有近百人的重庆户外龙头广告公司，项华仅仅用了7年。

    成功的最大秘诀，项华将之归于理念的创新：采用“三面翻”技术，使一个品牌有了3种不同的表现形式；采用“全彩”技术，使霓虹灯广告牌告别了单一的色彩；而最近的创新，是今年3月开创的玻璃幕墙单透广告画。在文化宫侧门对面的重百大酒店，那幅巨大的汽车广告便是澳美新工艺的杰作。“这种‘单透’以前广泛运用于公交车，我们首次将它用到了大型户外广告上。”

    从某种程度上说，广告是一个喜新厌旧的行业。项华喜欢创新，喜欢“旧瓶装新酒”。这让澳美在短短几年内，拥有了重庆最大户外广告企业的身份，“现在一年产值1亿多元”。

    对于澳美而言，做广告不仅是做一种宣传，更多的是做一种文化。将户外广告与当地风土人情相结合，一方面宣传客户产品；另一方面提升城市形象。“为此，我们正在努力，”项华笑着说。

    财富对话

    《时代信报》：在你的打工生涯中，有什么是和别人不一样的？

    项华：把自己看作是企业的主人，这是我的打工生活与众不同的地方。一次我帮公司采购8套灯具，回去的方式有两种：坐车回去，或让棒棒挑。为了帮公司省下两元钱的车费和棒棒钱，我选择了第三种：自己将8套灯具从五一路担到储奇门。我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把自己和一个公司的利益捆绑一起，这可能是我最早的职场意识吧。

    《时代信报》：你认为广告传播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项华：户外广告市场风云变幻，从文案到策划再到设计，每个环节都需要把控精准。为适应这种变化，澳美公司内部组织管理也越趋完善：形成了投资决策、媒体评估与创新委员会三位一体的组织管理结构，最大限度地降低广告运作成本，有效防止广告投资风险，从而获取最大的广告投资效益。这就是广告传播的核心目标。

    《时代信报》：外界有人质疑户外广告是视觉垃圾，你认同吗？

    项华：我不这么认为。户外广告是城市发展的风向标，户外广告的画面设计是城市建设的缩影。相关部门对于户外广告不能“一刀切”，要先发展再规范，在发展中找问题。广告如能与这个城市的建筑与文化相和谐，就不是垃圾，而是一种视觉美，关键是看你如何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