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长兴的决策者在反思。痛定思痛之后，长兴开始一场“壮士断腕”式的产业污染大整治，并逐步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补上“欠账”。用了5年时间，长兴蓄电池企业数量从175家减到50多家，排放废气中重金属总量削减了3/4，年产值却从9亿多元壮大到103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绿色环保动力电池生产基地。
　　仅环境绿化一项，长兴近8年内就投入资金14.5亿元。长兴县森林覆盖率由2004年的43.2%提高到51.3%，饮用水源地水质合格率100%，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1.8%。如今，长兴已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公园协会命名的“国际花园城市”。
　　优化生态环境、提高环境质量，浙江尤其重视机制创新，构筑政府主导、市场调节并重的生态环境建设机制。
　　今年6月，环保专家对嘉兴市南湖区11条河流的交接断面进行水质监测，发现劣五类水比两年前下降20%，部分河段开始出现四类水。当地环保部门负责人将之归功于用市场手段推动减排、保护环境带来的成效。南湖区3年前开始探索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控制排污总量的前提下，鼓励企业买卖排污权指标。
　　排污权交易蕴藏的盈利空间，促使许多企业想方设法挖潜减排。排污权交易带来的压力，转换成为不少企业投资环保的动力。到今年年初，南湖区已提前1年完成省里下达的15%的减排任务。
　　为建设“绿色城镇”、“美丽乡村”，一项项环境治理整治工作在浙江相继展开：在城镇，治理城市烟尘、粉尘和汽车尾气，建设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垃圾处理设施，营造“城市森林”；在乡村，多年连续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逐步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户集、村收、镇中转、县处理”，因地制宜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开展村庄绿化。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浙江生态环境质量在全国位居前列，生态环境状况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评价为“优秀”。监测数据显示，目前，浙江空气中和江河湖库地表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浓度，分别较2003年下降了19.4%和11.5%。

　　提倡“低碳生活”播下绿色文化

　　要想让绿色成为未来浙江的永续基调，必须播下绿色文化。
　　6月28日，桐庐县横村镇阳山畈村，桃林拥裹的村中心广场上旌旗招展，鼓乐喧天。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等来到这里，出席浙江首个“生态日”活动，并为“浙江生态日”标志揭牌。
　　2010年6月30日，浙江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同年9月，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每年6月30日为“浙江生态日”。这是我国首个设立的省级“生态日”。
　　此前，在浙江安吉、武义、开化等地，已先后设立县级“生态日”，以弘扬生态文化、提升群众生态环保意识：
　　2003年，森林覆盖率高达71%的著名“竹乡”安吉县在全国率先设立“生态日”，每年“生态日”，各乡镇都要举行形式多样的环保宣传活动。
　　“中国温泉名城”武义县，从2006年开始确定“生态日”后，走环境差异型发展路子的思路更加统一。保护出生态，生态出效益，武义人尝到了生态文化带来的甘甜。
　　坐拥钱塘江源头的开化县，去年首次举行“生态日”活动，众多机关干部、社区党员、各界群众冒雨参加环境卫生大清扫、垃圾清理等活动，全民生态建设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除了设立“生态日”，浙江还有更为丰富的文化播绿计划：除了推动茶文化、竹文化、石文化、海洋文化传播，还将制定生态道德规范，倡导生态伦理，对领导干部、大中小学生和基层群众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充实环保绿色志愿者的队伍，提高全民生态文明素养。杭州市还实施低碳新政，率先提出要建低碳经济、低碳建筑、低碳交通、低碳生活、低碳环境、低碳社会“六位一体”的低碳城市。
　　涵盖绿色出行、低碳办公、有机生活等内容的“低碳行动”，不仅仅是一种时尚、一个口号，越来越多的浙江人身体力行。在宁波的大街小巷，越来越多的人骑车上下班；在杭州，垃圾分类已遍及大部分居民小区；在绍兴，“多晾干、少甩干”已成为许多人的生活常态……
　　“今天你低碳了吗？”浙江人在暗暗比试着呢！